今日社评
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
导读：电视问政、广场问政，作为一种对基层政治现状的探索，无疑仍有积极意义。但为其长久的生命计，却必须尽快完成“去戏剧化”过程，使其成为常态的、理性的、规范的民意获取渠道和公民参政的有效方式。
4月23日下午，陕西省商南县在县人民广场举办第6次“广场问政”活动。与从2013年12月起陆续举办的前5次广场问政不同，此次“问政”过程的重头戏，是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被当众宣布免职，华中央当场掩面而泣。
商南县委书记陆邦柱事后接受采访时解释称，县疾控中心涉嫌私设小金库的问题早已被相关部门发现，并已交纪委调查。只是还没来得及处理，就赶上了广场问政。而在广场播放了对疾控中心的暗访视频后，引发群众强烈反响，于是只好现场召开县委常委会，做出了对华中央免职的决定。
无需更多解释，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中国人都不难判断，这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戏剧化场面，以使由商南县首创的“广场问政”对内更具震慑力，对外则更具传播效应。
尽管商南县委书记陆邦柱坚称：“如果这算作秀，那也是应该的。”但作为一种转变执政作风的探索，广场问政还是应该尽量摆脱对作秀的依赖，或者说应该尽快完成“去戏剧化”过程，回归为一种真正可持续、有实效的问政方式。
电视问政、广场问政等直面民意的问政形式，对改变当下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，无疑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。但也必须承认，相较于成熟的代议制度和责任政府，电视问政、广场问政等所谓新探索，其实都是向直接民主或广场民主的“回归”。也就是说，电视问政、广场问政，其实是比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要“落后”和“原始”的一种政治形态。只是由于现行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落实并不到位，本该对当地民众负责的地方人大，没有真正负起为民代言、代议的责任。相应地，本该对人大负责，进而对民众负责的地方政府，也做不到真正向民众负责，甚至蜕变成门难进、脸难看的“衙门”和“官人”。
于是，通过电视、广场而直接诉诸“民意”，就变成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——在电视直播间和广场上，在当地最高领导机构(党委)的监视和压力下，平时僵化、颟顸、低效的官僚系统被“短路”，民意诉求和相关行政部门“短兵相接”，部分累积日久的民生问题迅速解决，行政效率提高、民怨得以纾解，执政作风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和速度得到改变。
但是也必须看到，电视问政、广场问政，都是一种非规范化的问政方式。由于没有经过制度化的表达、梳理、统计、分析，广场上的民意未必就是普遍的、最具代表性的民意。这样的民意，可以构成对行政机关的压力和约束，也可以成为执政决策的参考，却不能作为行政决策的充分依据。因此，广场问政确实有益、有效，其效果却也有限，甚至可能构成对现有行政体制的僭越和解构。
而且，无论电视问政还是广场问政，都天然地具有广场化效应的特征。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，就是对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和依赖。各地电视问政的环节和问题设置，大多有效地把一档电视节目所需要的起承转合，和广场问政所需要的戏剧化巧妙结合乃至不露痕迹。而这次商南县在广场上对部门官员的就地解职，则把这种戏剧化追求推向了新的高潮。
然而，现代政治之所以摒弃广场政治代之以代议政治，在于越是庞大、复杂的政治系统，越无法在一种戏剧化的广场政治形态中，形成理性、公正、完善的政治决策。因此，电视问政、广场问政，作为一种对基层政治现状的探索，无疑仍有积极意义。但为其长久的生命计，却必须尽快完成“去戏剧化”过程，使其成为常态的、理性的、规范的民意获取渠道和公民参政的有效方式。
(原标题：“广场问政”应该尽快“去戏剧化”)
